日期：1957-9-0 作者：孙晓邨, 华煜卿, 吴觉农, 章元善, 王艮仲
孙晓邨、华煜卿、吴觉农、章元善、王艮仲从民建会成立之时起，章乃器就力图把民建会变为反动的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解放以来，由于章乃器固守反动立场不改，始终想把民建会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因而八年来就在会内展开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走资本主义，实质上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路线，也就是章乃器路线。
这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随着我国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日益尖锐和深刻化。特别是自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章乃器不甘心失败，疯狂地进行反攻，使得这一斗争更加剧烈起来，一直发展到现在。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斗争经过，彻底清查章乃器一贯篡改民建会政治路线，想把民建会变为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阴谋和组织活动，不仅有助于我们看清这个右派头子的反动面貌，对于我们全体民建会员更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中国的革命运动，即由新民主主义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解放初期，党和政府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实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但是，章乃器却别有用心地编造了资本主义在中国正值青年时期，资产阶级的剥削是进步的、光荣的等谬论，歪曲党和政府采取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一面、限制它的消极一面的政策，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受限制地发展，企图使我国的经济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
他在1949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平津工商业的新生”一文中，写道：“中国的产业家的确有一部分人存心并不唯利是图，而是想作一番事业。这些产业家在主观上不唯利是图，不存心剥削，不一味代表资方，乃是资本主义青年时代产业家可能有的美德，是足以珍贵的，”接着，在1951年6月本会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详尽地发挥了这一谬论。他说：“有的剥削，如资本主义青年时期的剥削，在社会发展上可能起一定的进步作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主义青年时期的剥削，……这种合理合法的剥削制度的存在，从长远的人民利益看是无害的，这种剥削还是带着进步性的。”他还说：“这是一种没有剥削意识的剥削，一种老老实实的剥削，一种为人民所允许的剥削，……为着扩大再生产和分配合理的股息，这个剥削是必要的，……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样的剥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光荣的。”因此，他主张，“为自己，为国家，为人民，工商业者大可以提出1952年的剥削计划”（同上）。章乃器这种美化剥削的论点，实质就是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应该不受限制地积极地自由发展。显然，这同当时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周总理在1952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人民中国并不是可以不受限制而自由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要在国家经济领导之下的，因之他们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有可为的方面，有不可为的方面，有被容许发展的方面，就有被禁止发展的方面。”“私人经济事业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领导而任其自由发展，则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返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周总理的话，一针见血地击中了章乃章的要害。
由此可见，章乃器同党和政府在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和道路：党和政府主张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限制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一面，并且对它进行改造，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章乃器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正值青年时代，应该无限制地发展，这实质上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会的大多数人从党的政策和要求出发，认为会应该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以团结、扶助、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为会的主要任务，并在1950年7月制定的“加强组织方案”中加以明确。章乃器却从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论点出发，千方百计地要使我们会成为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服务。
1950年4月，章乃器致施复亮同志一函，提出：“关于‘本会以团结、扶助、教育、改造工商业者为主要任务’一点，固然是过去大家商定的文句，我现在认为有问题。问题在于谁去团结、扶助、教育、改造他们？这可能被解释为是某些先知先觉以至自命为积极分子的人们去团结一般落后的可怜的民族工商业者，去扶助教育改造他们。……因此，我主张会的性质必须修改为‘本会是一个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或中心）的政治团体；具体任务在于广泛地团结民族工商业者，通过相互教育，相互扶助，以达到政治水准的共同提高和本身事业的合理发展’”。这就是说：我们会不需要“先知先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需要靠拢党的积极分子来帮助、团结、教育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而且他一再强调参加民建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只是资产阶级的“辅佐”，应该为资产阶级服务，“不如此就不能说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
很明显，我们会如果执行章乃器的这个路线，就必然要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排斥在会内的共产党员和靠拢党的知识分子，取消团结、教育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这样，我们会就不成其为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党派，而变成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党了。这当然不是我们会应该走的道路。因此，我们会不得不同章乃器的错误路线展开斗争，特别是在1952年三反、五反时期，我们会结合总结机关工作，检查会的政治路线，集中地批判了章乃器的错误的路线，保卫了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下，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同时，资产阶级却强烈地表现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企图，猖狂地反对国家的限制，横施“五毒”，向工人阶级大举进攻。党和政府为了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展开了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彻底击溃了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我们会根据党和政府的要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积极地领导和推动会员及工商业者投入斗争。但是章乃器对三反、五反运动却采取抗拒态度，对于自己的错误，不仅没有检查，而且始终拒绝会的批评和帮助。
五反运动集中地表现了国家限制和资产阶级反限制之间的尖锐斗争，实质上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五反运动后，党和政府一再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并对我们会做了重要指示，—方面安定工商界在五反运动后的情绪，给他们指出正确的道路；一方面希望我们会做好两件事，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和好好学习共同纲领。
1952年7月，我们会召开了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决定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号召会员和工商业者团结起来，在伟大的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加强学习，提高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迎接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同时，决定加强对会员的共同纲领再教育，帮助党和政府贯彻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
但章乃器却说：“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两面性，但在五反运动中洗清了它的消极的腐朽的一面，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后，消极的腐朽的一面应该成为历史的陈迹了。”这就是说，五反后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资本家已经没有“五毒”了，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和好好学习共同纲领的指示。
章乃器对于三反、五反运动始终怨恨，一再强调五反运动的副作用，硬说五反运动使工商界产生自卑感，带来消极因素，使工商界抬不起头来，并且支持一些违法工商业户如京华印书馆等进行倒算。直到1956年4月，他还向中常会提出：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于会员的会内处理办法根本上是错误的，要求重新审查；并说会在五反中对某些会员的处分，是“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中常会为此特组织专门小组对会“关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于会员的会内处理办法”重加审议，经过审查后，小组一致认为，三反、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次最深刻的、伟大的、永远不可忘记的教育，本会“关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于会员的会内处理办法”是正确的、适当的，从而击退了章乃器的进攻，但章乃器还是到处点火，恶毒地煽动会员和工商业者对“五反”进行倒算。
1953年11月，党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引导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随着人民对于社会主义认识和要求的发展，国家就可以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引导广大工商业者实现这一任务，党强调指出，特别需要在工商界中继续加强爱国守法教育，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
我们会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提出集中力量团结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培养他们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通过他们带动广大工商界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会决定加强对会员的爱国守法教育，在1954年7月召开了爱国守法教育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爱国守法教育工作的方针，把对工商业者会员进行爱国守法教育同帮助他们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密切结合起来。
章乃器反对会的这些决定，他把会提出的培养骨干分子的五项标准（即爱国守法、积极改进经营管理、努力学习、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忠诚接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说成是教条主义，并且污蔑骨干分子脱离群众，不能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是“违心论”者，来打击、排斥靠拢党的进步分子，反对会的培养骨干分子的方针。同时，他还反对爱国守法教育，他说，“大法易守、小法难守”，资产阶级不经过改造也可以爱社会主义的祖国，指责“爱社会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的说法是教条主义。当时，他是会内宣教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却对爱国守法教育工作釆取消极怠工的态度。他对爱国守法教育座谈会，不愿意表示意见，说“要搞实事求是的东西，不要形式主义”。他反对会的培养骨干分子和加强爱国守法教育的方针，实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党的总路线。
1955年4月，我们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过去时期的工作，进一步明确会在国家过渡时期的任务，章乃器却利用这个机会，再度对会的政治路线展开猖狂进攻，企图鼓动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党的总路线。在这次大会上，他代表本会总会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但他未经总会委员会的同意，自行作了“一些补充说明”，提出了所谓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谬论，说我们会“可以欣然接受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光荣称号”；“同时也不怕被认为资产阶级的政党”。
章乃器提出的这一谬论，是一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很毒的暗箭。我们知道，总路线公布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更加明确，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必须结合起来进行。我们会的任务，就是要帮助资产阶级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章乃器却扔出一个新的“炸弹”，把将被消灭的资产阶级说成是“红色的”、“革命的”，使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发生混乱。很显然，章乃器的目的是企图以“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来篡改会的性质，借以同红色工人阶级政党分庭抗礼，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
为了维护我们会的正确路线，坚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会同章乃器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绝大多数代表的严词驳斥下，他被迫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假检讨，但是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全代会后，并一再造谣说，毛主席也同意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还污蔑陈毅副总理说“因为批评了他，后来还作了检讨”。他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法，又在1956年我们会的二中全会上强词夺理地说：“作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既然是革命阶级，当然是红色的，难道是白色的？在中国一切是红色的。”借此来攻击、篡改会的政治路线。应该注意，我们会的二中全会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召开的。当时，我们国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变革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被消灭的对象，而章乃器竟仍然把它说成是“革命的”、“红色的”。其用意十分明显，他是强烈地要求资产阶级“万古长存”，把我们国家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拖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以实现他多年来的阴谋。由此说明，在总路线公布后，章乃器提出“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和在这以后一再坚持这一主张，并不是偶然的。因此，我们会在这个问题上同章乃器的斗争，绝不是什么“名词概念”的争论，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
1955年10月，毛主席指示工商界，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当时正值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空前的高潮以后，城乡资本主义已被切断，资本主义工商业如果不加速改造，必然不能生存。摆在资产阶级面前的道路已很明显，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地促进了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基本上实现了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变革。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工商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党和政府一再指出，全行业公私合营，还只是进一步深入改造的开始，特别是要继续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人的改造，逐步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们会根据新形势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协助党和政府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同时教育会员和工商业者更加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章乃器竟恶毒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诬蔑“五反”运动伤害了工商业者，使他们只能抬起“半个头”，并且恶毒地挑拨工商界和党的关系，说非党人士“低人一等”，是“二级公民”。他还说毛主席指示工商界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要工商业者“抬起头来安于生产”，妄图扭转工商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趋势。
1956年2月苏共20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在帝国主义所掀起的一股反苏、反共的浪潮的冲击下，章乃器的头脑更加昏胀，他错误的认为，这一下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破裂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动摇了，反共的好时机到来了，于是更加猖狂地、毫不掩饰地对会的政治路线展开进攻，企图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在去年3月8日给孙起孟同志的信中提出：“开第二次中央委员会，我以为应该结合新形势检查一下我们的思想。我想到的有以下的题目：1．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以及其所派生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2．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思想和作风。必须如此，才能气象一新地担负起来新任务，也才能真正团结。如果我们不主动展开检查，不久会员和干部会迫使我们检查。”十分明显，他要检查的第一点，实际上就是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他从来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叫作教条主义，把接受党的领导叫作信仰主义、个人崇拜。他要检查的第二点，实际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为他过去一向就是把帮助工商业者接受改造，叫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在这封信提出以后，章乃器一方面借口视察各地工作，在北京、天津、保定、上海、杭州等地到处点火，煽动、拉拢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准备在二中全会上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企图从根本上来篡改会的政治路线；同时，还指使他在会内的小集团成员，鼓动会内干部，展开反对中常会的领导和诬蔑、打击、排斥党员的斗争，以配合他的进攻。接着，他在10月到11月本会中常会扩大会议和二中全会上，展开了全面进攻。他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个根本问题出发，认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不存在了，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否认资产阶级分子同工人阶级分子有本质的区别，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同时，他还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说我们会强调依靠党的领导是“取消主义”，“依赖思想”，并污蔑民主党派是“争权夺利，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力图使会脱离党的领导。
章乃器的这些活动，暴露了他多年来想篡改会的政治路线，把会拖向资本主义道路，以实现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因此，在去年10月的中常会和11月的二中全会上，我们会不能不同章乃器的反动路线展开坚决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在这两次会议上，也就有可能比较系统地批判他一贯坚持的反动路线，这在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二中全会决议郑重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业合营后依然存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本质上还是有区别，不能相提并论，民族资产阶级必须继续接受改造；并特别强调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因此，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决不能理解为我们可以同共产党分庭抗礼，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原则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这一决定，获得了全体中央委员和全会大多数会员的拥护，但是章乃器依然拒绝接受这一决定，坚持反动立场不改。
党开始整风运动以来，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更加活跃起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许多人站在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真心善意地帮助党整风，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民主制度，把国家建设得更好。但是，别有用心的章乃器却错误地认为鸿鹄将至，天要变了，用尽一切心思，利用一切机会企图推翻本会二中全会的决议，从根本上来篡改会的政治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大举进攻，终于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出他一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
在整风以来短短一个时期内，章乃器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本会宣教工作座谈会、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民建和全联常委联席会议，以及报刊杂志上，公开地鼓动、煽惑民建会员和工商业者跟他一道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资本主义复辟。他打着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恶意歪曲斯大林说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的用意，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认为共产党领导就是“墙”和“沟”的基础。他把共产党党性说成是“党党相护”，认为共产党是“利害关系”结合起来的；还说：“1200多万党员，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党员犯严重的错误，绝对数字就是12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恶毒地污蔑共产党的领导并且他说党有“大党主义”，反对党组织“上前台”，反对党对国家的领导。他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恶毒地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还不如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革命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工商界没有“抬起头来”，就是“不平等”，“不平等就是不民主”。他借口反对“三害”，毁谤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硬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腐朽的东西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效率高”，鼓动工商业者“留恋资本主义”，“回头看”，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他为了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编造了一系列谬论，否认当前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否认资本家同工人有本质的区别，反对工商业者需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并且创造了“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的“理论”来美化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等等。这可以说是他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反动主张的大成，妄图在党整风的时候，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颠复活动。
章乃器一面扔出了这一连串的“炸弹”，一面指挥他在民建会内组织的右派集团大肆活动。他指使民建中常会机关内的右派小集团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同时在章乃器的指使或影响下在各地组织起来的右派小集团，也积极响应，配合进攻，如天津毕鸣歧小集团，武汉王一鸣、厉无咎小集团，上海汪君良、王子建小集团，广州陈祖沛小集团，杭州沈九如小集团，福建刘栋业小集团等等，根据他的主张和“理论”，大肆反动活动，在各个地方发动进攻，把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战线扩大到全国。但是，章乃器还感到不足，亲自出马拉拢、支持一些右派分子点火、放毒。如他亲笔写信给上海右派分子黄苗夫，收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分发全国，企图在各地点起野火；又如把北京右派分子吴金萃“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一篇反动透顶的文章介绍到大公报去发表，并印发民建各地组织，扩大反动影响。
章乃器这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民建会内和工商界中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不少的人在他的蒙蔽和煽惑下，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动摇起来，又想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有的成为右派分子；有几处地方组织的领导权竟被篡夺，一度变成了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据点。幸亏党及时领导我们开展了反击右派斗争，击退了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才使得我们许多会员开始从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并投入了反对右派的斗争。但是，章乃器这个右派头子并不甘心，至今不肯低头认罪，坚持反动的资本主义立场，坚持资本主义的道路。
八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章乃器完全辜负了党对他的教育和信任，始终站在极端反动的资本主义立场上，抱着很大的政治野心，采用各种两面派的恶毒手法，不断想把我们会变成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作为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来达到他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因此，八年来我们会同章乃器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越深入一步越感到有更加努力改造、更加靠拢党的必要；而章乃器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同我们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愈发展，他愈要起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一斗争，由于我们依靠了党的正确领导，依靠了全会同志的努力，才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击溃章乃器的进攻，才使得我们会能够始终保持着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击溃了章乃器的反动阴谋活动，是我们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会已经站稳了社会主义立场，我们会已经不需要改造了。应当看到目前我们会员中，已经背叛了资本主义立场，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会员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的立场；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右派分子。我们会是由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的政治状况不能不在会的组织中反映出来，对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产生影响。几年来的事实说明：我会尽管根据党的政策方针，在党的领导下，对会的方针任务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是各级组织往往不能贯彻执行，有的地方甚至歪曲会的决定，以章乃器的路线来代替会的路线。如关于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和传达，有的地方组织不是传达中央的正确决定，而是宣传章乃器的反动谬论，结果在这些地方引起混乱，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由此可见，要使我们会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各级组织和会员就必须在同以章乃器为首的右派分子斗争中，进行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只有这样，我们会才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体会员和广大工商业者循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这次会议，将决定在民建会和全国工商界中全面开展一个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整风运动。我们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一定要积极投入这一运动，坚决打垮右派，认真改造自己立场，掀起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高潮。
来源：《章乃器反共三十年》，北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整风工作委员会编，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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